2026年6月30日，香港迎來兩項重要里程碑：特區政府正式就首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，同日公布的《世界競爭力年報》顯示香港升至全球第二，QS大學排名中亦有兩所本地大學躋身全球前20名。在回歸祖國29周年之際，這份規劃被視為對接國家「十五五」戰略、推動由治及興的關鍵一步。然而，面對排名佳績，社會普遍陷入「欣喜、肯定、歸因、展望」的慣性循環，卻鮮有追問：這些國際榜單背後，究竟藏着怎樣的遊戲規則？
細看國際管理發展學院（IMD）競爭力排名的指標，其「政府效率」與「營商效率」內核實為特定經濟意識形態，強調自由放任、市場至上。中國主張的「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」結合、國有經濟對基建與民生的保障，在這套體系中往往被解讀為「政府干預」。同樣，Quacquarelli Symonds（QS）世界大學排名中「學術聲譽」與「僱主聲譽」合共佔比45%，本質更接近聲望調查而非質量評估；「國際化」指標隱含人才單向吸納邏輯，教學型大學的真正貢獻難以體現。這些排名的底色，是將城市視為資本積累與企業逐利的載體，將大學淪為論文產出與聲譽競賽的場所。
中國傳統文化對城市的理解講究「天人合一、以民為本」，對教育的期許則是「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」。社會主義理念更明確指出城市因人民而建，大學因育人而存。用別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，數字再好看，也未必反映真實的發展質量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排名機構既是裁判員又是受益者，通過定義「卓越」形成自我強化的閉環。在民族復興征程上，香港有底氣、有能力對這些標準提出質問，避免被排名否定而陷入路徑依賴。
轉折點在於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應如何正視「競爭力」？筆者認為，必須堅持兩項前提原則——國家安全是提升競爭力的基石，正如《香港國安法》實施六年來，為良政善治提供堅實保障；在「一國兩制」框架下，經濟發展以資本主義為基礎，但須以智慧和靈活平衡既有範式與人民福祉。規劃應確立「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」相結合的原則，聚焦穩定制度環境、精準產業政策和國家安全內化；教育方面則應堅持「立德樹人」與「服務發展」統一，強化家國情懷，建立本地化評估框架，做到「以我為主、為我所用」。
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經濟年會上指出，五年規劃有助深化與東盟及「一帶一路」合作，並爭取加入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》（RCEP）。這表明香港的競爭力不在於排名攀升，而在於能否服務國家大局、堅守人民福祉。從「由亂到治」走向「由治及興」，香港需以初心為尺、以自身為路——規劃的真正成功，不在令香港在國際榜單上升多少位，而在於能否指引出一條既融入國家發展、又讓市民生活更美好的從容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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